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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习近平的中国梦

汇编/外服在线


  
     最近看到《经济学人》《外交政策》和《大西洋周刊》在讨论到底是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还是《大西洋周刊》的詹姆斯-费洛世给了习近平以“中国梦”的灵感,不免莞尔。其实“中国梦”的提法缘起何处并不重要,令笔者惊讶的是习近平的中国梦,竟然捉住了这些殿堂级的西方主流媒体的想象力,这是之前的“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所没有做到的,可谓中国重金打造“软实力”以来最为成功之案例。
   
     西方评论员有说中国梦是抄袭美国梦;也有说中国梦说辞假大空,缺乏实质性的细节,不接地气。笔者以为,模仿美国梦并无伤大雅,因为如今连好莱坞都会从中国的影视作品,乃至中华文化中汲取灵感,此乃交流也,有利于世界之大同。但中国梦不接地气之嫌,确实值得深思。毕竟,中国梦的提出在于要把如今愈渐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重新紧紧地给凝聚起来,中国梦便是现时中国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缺乏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执政党,会渐渐丧失执政的基础。
   
     应该如何给中国梦接地气呢?如何避免中国梦在无数口水歌、主题晚会等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之后,沦为网络文学调侃的对象呢?也许我们能从美国梦最初的定义中寻找到答案。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
   
     在经济学里,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叫做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性可以通过代际收入弹性,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或称“大亨小传”)曲线等指标来衡量。看得出,美国梦和中国梦都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性很好地量化,从而接上地气。
   
     在旧中国,社会流动性受到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归根结底,可以说是一场近代中国久受压抑的社会流动性强势反弹的革命。如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又如何呢?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堪培拉大学去年的一份研报,现时中国城镇人口的父子间收入弹性为0.63,父女间收入弹性为0.97,这表明了中国的城镇乃是全世界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地方。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城镇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在城镇社会流动性明显改善之前,北京有必要控制好城市化的速度,因为在社会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盲目的城市化就好比往炸药桶里塞入更多的火药。
   
     今天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为何如此之低?其一,罪在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始于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此后,户口成为了与就业、教育、医疗、退休、住房等挂钩的社会管理及福利体系的基础之一。时至今日,在人口大规模流动、上亿农民工进城的大背景下,原有的与出生地或上一代人出生地相联系的户籍制,依然存在,成为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其二,国营企业过度垄断了收入再分配,从而使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难向广大国民渗透。一个非常夸张的事实是,2010年,中国移动和中石油两家央企的利润,就超过了同年中国最大500家私企利润的总和。垄断企业还占据了全国总工资收入的55%。虽然国营企业对国家收入再分配形成了很高的垄断,但其解决就业的效率,却远远落后于私营企业。根据汇丰银行的研报,在2010年之前18年,私营企业每年平均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企每年平均裁员230万,集体企业平均裁员170万。
   
     其三,从古至今,教育都是中国人改变际遇的最大助力点,也是经济学界公认改善社会流动性的最重要因素,可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培育人才方面却堪称失败。根据麦肯锡的研报《中国人才缺口》,中国工程和金融方面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全球化企业的雇用价值。中国大学生往往拥有过度的理论知识(Know-What),而缺乏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Know-How和Know-Why)。中国教育弊端揭露的很多,但笔者认为最关键者,乃是要把高等教育职业化和把职业培训作为福利普及给农民工。麦肯锡指出,到了2020年中国将有2300万过剩低端劳动力,但高等人才就业市场将面临2400万的缺口。如果这些人才缺口不及时弥补,中国将面临高达2500亿美元的机会成本。执政党已经无法承受教育失败之恶果。
   
     综上所述,中国梦要接地气,必须要通过社会流动性来量化。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鉴于城市化成了目前中国GDP增长、权力寻租和官员政绩的主要驱动力,中央政府可以把城市化的优先权,给予那些在改善社会流动性方面卓有成效的地区。在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攻坚战中,针对户籍制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难免伤筋动骨,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巨大,社会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很高。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银行户头,而是知识/技能,打造人才资产,则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阻力,也不存在上诉种种巨大的摩擦成本,实乃中国梦实现之捷径。(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吴迪,经济研究学者)(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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