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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与现实的三种距离

人民日报海外版 林婵 申瑞杰 申洁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在台北的马路上迷失了我的脚......”1989年台湾著名歌手郑智化唱的一首《中产阶级》,如今成了大陆一部分群体的写照。他们是有着一定收入、一定社会地位、一定生活追求,正在兴起却未被清晰划分的群体----中等收入者。在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们正在被赋予社会中流砥柱的角色,一方面成为奋斗与成功的代名词,却同时也被焦虑和迷茫所困......
   
     
北京公务员:
无房无车,离中产一族遥远

     “每当别人问我从事什么职业时,我一回答是公务员,大家一致的反应都是当公务员真好,有稳定收入,有福利。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每个月的工资却只有2000多元。”赵鹏今年31岁,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区级法院任职,从事书记员工作。
   
     2008年,赵鹏从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民商法专业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为了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站稳脚跟,赵鹏尝试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希望可以到专业对口的法院工作,却连报名资格也没获得,原因是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于是,我就拼命学习,每天都抓紧时间看书,最后取得证书,获得现在的工作,当时得知自己被录用,甭提多激动了。”赵鹏回忆到。
   
     可当问及他现在的工作感受,赵鹏则显得一脸无奈:“现在的生活还算平稳,可就是工资太少。”赵鹏说,自己现在每月要付750元的租房费、1000元的生活费,这么一算下来,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所剩无几。说到与女朋友何时结婚的问题,赵鹏直摇头:“现在结婚,大都以有房有车为前提条件。按现在北京的房价,买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大概需要100万元左右,根本买不起,何谈买车和结婚?”赵鹏说,虽然现在国家和政府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下调一线城市房价,可什么时候我们这种收入的人才能在北京买得起房?
   
     虽然公务员是大家公认的稳定工作,可赵鹏心里却有着更换工作的打算。“咱干的工作虽说和上学时的专业对口,可每个月的工资不高,工作量还很大,并且离家又远,将来生活上还要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早些回到西安,至少有家里人的帮助和照顾,生活压力也会小一点。”据赵鹏说,他的家人非常赞同他回家乡就业,而他也已经向家乡的许多高薪企业投递简历。现在,赵鹏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早点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早日成为“中产”一族。
   
     
苏州外企白领:
有房贷无汽车,不想为高薪跳槽

     李俊今年刚满30岁,本科毕业后一直在苏州一家德资企业工作,现任主管技术的高级工程师。妻子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合资企业做质量控制工作。家里有一个3岁的儿子。平时工作很忙,好不容易遇上小长假,他觉得应该带家人出去散散心,特别是孩子应该出去转转。这几天他正和妻子商量着清明期间的出游计划,其实也就是带儿子去苏杭周边转一转,一般都是去动物园、植物园这样的地方,花费控制在1500元左右。像这样的短途旅行,他们一年会有两三次。
   
     虽然是令人艳羡的外企白领,可是李俊却轻松不起来。他的每月税前基本工资能拿到7000元,税后5600元;每年发13个月的工资,另外每年的奖金和出差补助约有35000元。妻子失业前每月工资是3500元,税后2975元。另外,李俊周末还会去一家亲戚开的小厂子帮工,每个月有1500元的收入。这样算起来,每年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有161500元。
   
     常听到周围同事抱怨工资低,李俊也深有同感。他在苏州买的房子,首付是借亲戚的,目前每个月要还2400元左右的房贷;儿子上的是1800元/学期公立幼儿园,再加上日常开销,也所剩不多。他一直想买辆汽车,结束自己天天骑电动车上班的辛苦日子。可是最近妻子又失业了,权衡再三,他还是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经济上的压力,只得把买车的计划作罢。
   
     周围有很多德国同事,据他了解,在德国,中产阶级应该是有不用还贷的房子,有不用还贷、折合人民币15万元以上的汽车,家庭收入大于10000欧元/月,每年能享受30天以上的带薪休假。“现在中国很多所谓的白领都被房子、车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了。这样的群体怎么能是中产阶级呢?就我的情况而言,整个家庭税后收入15000元/月才能算中产阶级。”李俊说,“周围同事跳槽的很多,都说工资是‘跳’出来的。可是仅仅为了提高工资去跳槽毕竟还是下下策。”李俊认为,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后,要一年左右才上手;这个时候去跳槽,虽然待遇能提高一些,但对个人和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
   
     
北京私营业主:
年收入10几万,觉得自己是中产

     老毛是一位有胆识的私营企业主,2005年夫妻带着小儿闯北京,硬是把天津的麻花做进了北京市场,全家一年有10几万元的收入,被家乡人称作发家致富的大能人。现如今他的特色麻花厂坐落在北京五环城郊,厂里已发展到十几号人,都是老家带过来的三亲六戚,年产值达到500多万元。
   
     “我想让家族共同致富,亲戚也沾沾光。厂子做大了,可收入没增加多少,工资的涨幅远抵不过物价上涨的步子。厂子的租金、原材料也涨,还有部分贷款,加上税收负担,利润空间被压缩,压力越来越大。”说起这些,老毛就发愁。他给笔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是厂长,老婆是财务,两人收入10几万。有一大一小两辆车,还算体面。但在北京硬是没敢置上房子。去年儿子上大学,又多了两三万的开支,一年收入能结余几万块钱。
   
     老家有房,北京有车子,老毛觉得自个应该属于中等收入家庭。“你说啥是中产阶级
   
     自己过得不错,老毛希望手下的员工也能过上亮堂日子:“我也想身边有更多的人达到中等收入,所以想方设法为大伙多谋些利益。”这几年厂里连续给大伙提工资,现在一年光工资就要发出50多万,老毛说自己是一个钱掰成两个钱使,自掏腰包办了免费食堂,员工的住宿经费也由厂里统一开支,绞尽脑汁想让大家都过上亮堂日子,可是员工们的年收入基本不到4万块钱。
   
     今年温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说到老毛心窝里去了。“我们厂有很强的凝聚力,大家都愿意跟着我干,相信我会把他们带入中等收入者的行列。希望政府能多体谅小企、私企的难处,尽量减轻企业的负担,让利于民。厂里的利润丰厚了,我的红包会派发得越来越大!”(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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