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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产阶级成长的“双刃剑”(二)

文汇报 记者 杨逸淇


  
     
中国中等阶层的成长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文汇报:中产阶级曾经被普遍看作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力量,也就是理想状态的橄榄型社会的庞大基石。但是另一方面,“向上爬”是中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导致了中产阶级缺乏确定的阶级或阶层认同,很容易出现分化。您如何看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周晓虹: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格调》的作者福塞尔几乎极尽嘲讽:“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
   
     与美国新中产阶级不同的是,欧洲新中产阶级属于多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或社团。在对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新中产阶级各组织的边界正在因为专业技能的高要求而变得清晰,成为一个个的“小部落”。这种“部落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样,是欧洲新中产阶级的一个突出特点。
   
     文汇报:在美国的历史上,老中产阶级因为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亨利-劳埃德的《财富反对共和》,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之羞》、《参议员叛卖记》均体现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监管员的角色价值。今天,新中产阶级能否继续发挥其民主代言人的作用,继续其自由主义的传统?周晓虹: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但众所周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仅在欧洲中产阶级的早期历史中,其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锋芒一向犀利无比,他们获得财产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从来就是政治前卫的直接结果。就美国而言,老中产阶级的没落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因为从来没有专制主义的传统,加之自由经济和媒介所起到的政治消解作用,美国新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是后卫的。
   
     同欧美相比,东亚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韩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关头,中产阶级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级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
   
     文汇报:在《白领》一书中,米尔斯给我们描述了教育成为美国人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始末。教育在培养新中产阶级方面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周晓虹:单纯的教育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教育在培养中产阶级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到7%,也就是说,你多上一年学,平均比少上一年学的人收入要多6%到7%,这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是,去年“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则表明,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此外,如今大学生就业难也是一个突出问题。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文汇报:从全球化的维度看,未来的中产阶级将由谁来扮演?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您认为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坚力量?
   
     周晓虹: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级成长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影响到收入分配,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指出:从工厂流水线,到数据录入、证券分析、会计以及放射医学等,都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个全新的中产阶层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迅速成长起来。然而,全球化对每个国家及其中产阶级的成长都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它既有通过实现初步工业化,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收益的一面,但也有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的消极一面。
   
     文汇报:根据您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力量是否同样程度地得到了壮大?
   
     周晓虹: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中等收入者群体或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的逐步壮大。国家通过一系列朝向市场的改革和推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包括对私营经济“放生”、确立市场报酬体系、调整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格局、实行税收和住房制度改革、鼓励日常生活消费,在过去30年中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孕育了一个中等收入者群体,这一群体的比例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占到20%左右,这个阶层群体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还面临许多严峻考验,需要我们很好地解决当今中国社会贫富不均、庞大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关障碍等一系列问题。(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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