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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应对人生变故?(三)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2期 作者:陈赛


  
   
心理弹性的变量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在人生变故和逆境面前,善于表达和倾诉是最健康的应对方式,而压抑自己的情绪则被认为是病态的表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关于心理治疗的理论,大都建立在人性脆弱的假设之上。
   
    所以,每当有灾难发生,经常有心理专家跑到现场,他们要求幸存者回忆灾难发生的经过,并谈论自己的感受。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手段,能帮助受害者疏泄情感,尽快康复。但过去15年来,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这种晤谈经常是有害无益的。比如在小组会谈中,一个人的恐慌可能感染到其他人。2004年印尼海啸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就曾发出警告,要求心理专家不要盲目到灾区提供心理治疗。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压抑和逃避也可以是一种应对压力的有效方式。尤其在灾难刚过,满目废墟,到处是需要帮助的人,这种时候适应性的应对方式不是嚎啕大哭,或者向人倾诉痛苦,而是压制自己的情绪,冷静观察和理解形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色列的心理学家曾经跟踪3家医院116位心脏病人,发现逃避型病人(拒绝谈论自己的病情)的康复情况比表达型病人(高度焦虑、随时在谈论自己的病情和感受)要好得多。
   
    “真正心理弹性最强的,是那种懂得何时应该表达和倾诉,何时应该保持沉默与忍耐的人。”伯纳诺教授告诉记者,“但如何分辨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一种生存智慧,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弄清楚的问题。”
   
    影响“心理弹性”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社会能力、经济背景、个性品质、自我观念等,这些都属于内部因素,而外部因素则主要指社会支持网络--对灾难幸存者来说,最艰难的一点往往是很多亲人和朋友在灾难中丧生,使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陷于崩塌。
   
    此外,不同的文化中也包含了不同的弹性资源。在西方人的文化里,亲人去世后,你必须放下,才能继续前行。而在中国,人们仍然保持与死者的关系。1990年代中期,伯纳诺教授在中国做关于丧亲的研究时,曾学中国人的丧葬仪式,为自己去世多年的父亲烧了纸钱,当时觉得心下十分宽慰,但当他回到美国,打算如法炮制时,却觉得无比荒谬,周围人都觉得他脑子出了问题。“一种仪式必须得到其所在的文化的尊重和支持,才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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