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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乌拉谈“国民幸福指数”(一)

作者:李纯一 来源:文汇报


  
     
人们不只是消费者

   
     文汇报:现在,国民幸福在全世界都是个热门话题。我们很好奇的是,何以不丹在那么早的时候,也就是1970年代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你们当初在设计时,是否就希望将这一关于幸福的概念推广给现代社会?
   
     卡玛-乌拉(以下简称“卡”):是的,我认为GNH的目标是完全现代化的,甚至可以说,GNH是一个“后现代”的设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现在即便获得所有,但如果没有感到完全的幸福,就是不完整的。你想要的工业品、现代服务、好的医疗和教育体系......所有美好的东西,其实都只是手段,这些都只是为了国民的幸福。
   
     所以,国民幸福实际上是后工业社会的目的,也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人们希望融合于群体、相互有联系,获得自由的同时又能承担责任,希望住在良好的环境里,有好的设施,又有好的文化----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包含进来的话,只能是在“幸福”的概念之下。只注重GDP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幸福”这一目标是每个社会都追求的,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比方西方社会把它叫作“福利”(well-being)。
   
     文汇报:我们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法国现在也在研究国民幸福,您觉得他们做得怎样?
   
     卡:法国的研究很注重闲暇、自由及环境,他们将土壤、空气和水都纳入考虑范围。他们说,不仅仅要计算GDP,而且要计算金钱对人们到底有怎样的价值,要计算国民可支配净收入。但他们对国民幸福的关注也仅限于研究层面,萨科齐政府并没有因此而付诸实践。
   
     在法国,萨科齐总统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以及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共同参与研究。他们做了很出色的研究工作,还出版了一本书《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以研究在衡量生活的时候人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他们批评GDP指标在某些方面未能很好地衡量出进步的尺度。他们还对人的主观幸福感做了调查,并根据人们所回答的不同快乐程度,分成0-10分。结果表明,给自己打7分的人最多。
   
     文汇报:问题在于,这些幸福或快乐的感觉毕竟太主观,会不会难以衡量?
   
     卡:是很难,但也没有其它办法。不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准确的。比如,在非洲和东欧,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很低,因为非洲很贫困,而东欧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等种种问题。这些衡量方法有点类似市场调查,有其样本和范围,差得不会太离谱。
   
     人们基本上通过两方面的指标来衡量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客观、物质的指标,另一方面是主观、不可见的指标。这也是评价社会的两种方式。
   
     如果从GDP也就是物质的角度来看,社会在进步,与此同时,人们却没有主观感受到进步,这时,问题还不算太大。如果物质没有进步,主观感受却向前进了,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表明有些关系可能在改善,比如公众对民主的看法在进步、人们能更好地享受艺术与文学。如果物质进步了,人们的主观感受也向前进了,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物质在进步,人们的主观感受却在后退,那就意味着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这样一来,物质的进步就成了无用的进步。这就是过度依赖物质的危险之处。你必须将物质进步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享受,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人们不只是消费者。如果环境变得更好了、社会变得更公正了,他们会感觉到幸福快乐,即便其中没有物质进步。
   
     认真审视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正因此,我才说GNH是一个“后工业”、“后现代”的概念。现代化毕竟只是一个短期的目标。(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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