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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志与乐生:中国人的幸福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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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发展和幸福

   
     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让人懂得,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拥有并掌握适度与和谐的智慧”有多重要。
   
     今天,类似爱的自由早已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但如我一开始所说,人们整体意义上的幸福感并没得到多少提升。史华慈在去世前写的《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一文中,曾对欧美三百年来的新千年主义倒空了所有精神伦理内容有过深刻的反思,对那种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和物质主义幸福观深感忧虑。确实,消费文明形成的市场崇拜,已将人原本有的完整的幸福体验扯得支离破碎,包括对爱的体验。此次世界经济危机,更将这种荒败景观,直白地推到了世人的眼前。置身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自然也不能幸免。
   
     有鉴于有些危机不源于经济而在人心,不在于贫穷而在贪婪,我们认为,现在是到了重新定义发展和幸福的时候了。而当此际,建立在欲望简化与精神余裕基础上的传统中国人的幸福观,以及那种由“内求诸己”、“反身而诚”而体会“乐莫大焉”的东方式的自省与诚意,显然不外在于这种定义。相反,它的精髓正在于对一切快乐都源于精神的确认。它告诉人们,幸福是一种自成目的的自我满足,既不靠其它价值提携,也不被任何外物唤起,它的最高境界就来自个体身心的和谐,和一种为意义与价值贯穿的生活。
   
     对比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收入增加可满足更多需求,带来更多幸福,它照见出的事实是,财富增加固然伴随机会的增多和自由度的加大,但问题是,当人拥有的资源在增加,资源的取得之源和运用之道却不尽合理甚至合法,那么滥用自由的那个人总有败德亡身的一天。这从某种意义上,有点像经济学讲的“边际收益递减”。至于对比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福利就是满足程度、就是幸福感,结果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它的主张显然更合乎道德,也更可持续。
   
     对此,西方世界已有认识,在依从不丹人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提示的同时,开始制定“人类发展指数”,并关注“国民快乐总值”。这方面的工作,无论是路易吉诺-布鲁尼(Luigino Bruni)的《经济学与幸福》、保罗-皮尔泽(PaulPilzer)的《幸福革命》,还是马克-安尼尔斯基(MarkAnielski)的《幸福经济学》,类似的快乐经济学都证明,幸福不等同于收入,它们之间既非正关系,也非负关系,而是没关系。只要不在贫困线上挣扎,收入对幸福的影响远没人想象的那么大。
   
     安尼尔斯基并引希腊人的“精神的安宁”和东方中国的智慧,解释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满足感,而非物质的充足感。他所提出的人应建立起“真正的财富模型”,其诸要件,竟与儒道的主张相一致。他还认为,道教、《易经》和儒家温和的小康哲学都有关真正的幸福。显然,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教会他懂得了,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拥有并掌握适度与和谐的智慧”有多重要。
   
     安尼尔斯基曾问:“中国能否呈现给世界一个真正在适度中生活的样板呢?”“她能表现出老子和孔子对于简朴、适度和谦卑思想的理解与智慧吗?”联系前及史华慈对孔孟“仁恕”与“四端”说的推称,他的意思显然是,今天中国人能否传承自己的文化,活出自己的幸福,并给世界带来幸福。这种幸福的具体内容,包括前面一再提及的鲍吾刚所归纳的内心的安宁,人们给予彼此以快乐,并永远与自然生活在一起,这些难道不是今天全世界都需要的吗?(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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