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导读
最新通知
外服E家亲
 
外服在线>>今日导读>>
养志与乐生:中国人的幸福观(二)

汇编/外服在线


  
     
儒家重现世幸福,道家重生命意义

   
     中国文化另一个重要的面相是:既讲乐生,又重养志,既外保形体,又内养精神,尤注重生命的内在体验及其与幸福的意义关联。
   
     儒家自来重视现世的幸福体验,前及鲍吾刚称中国人表达幸福的字词多与社会有关而少与宗教和物质有关,这在儒家幸福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大体上说,儒家重此岸幸福而非彼岸幸福,重社会幸福甚于个人幸福。为此,它区分“身之乐”与“心之乐”,“独乐”与“共乐”。前者用穆勒的话,是更愿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而非“快乐的猪”;后者,这苏格拉底的思虑还及于广大的人群,如孟子所谓“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而他自己的需求不多,很容易满足。
   
     此外,它还讲“乐其治”与“乐其意”,总要使黎民不饥不寒,着衣帛食肉。当列子明言群有皆虚、万品终灭,生民之不得休息全为寿名位货,管仲主张恣耳目之所欲听视、口鼻之所欲言向及体意之所欲安行,它却力行仁恕,通过修身使德性内充,并扩大至于人性的淬炼和人格的修养,是为君子的“不忧不惧”和“孔颜乐处”。而“不仁者”在它看来绝难“久处约”、“长处乐”,此又是《左传》所谓的“有德则乐,乐则能久”。
   
     宋代理学兴起,诸家强调明理去欲,如周敦颐《通书》讲“心泰则无不足”,朱熹《语类》讲“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将幸福的精神内涵发扬周彻。以后王阳明《答南明汪子问》称“乐是心之本体”,王艮《乐学歌》称“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要人发挥良知,由扬公去私而获致幸福,也含有精微的深意。
   
     如此反对重欲、利己和贵私,在义利、理欲、苦乐和荣辱的取舍上截然以道义为准衡,终使儒家幸福观成为中国人普遍尊崇的理想与核心价值观。其中超越功利的义利观,包括王夫之的义利均衡观,对东北亚汉文化圈的影响非常深远。如各位所知,中村惕斋的《近思录示蒙句解》、山鹿素行的《语类》,都有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当然,儒家也不讳言利,所谓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亦愿为。《孔子家语》记孔子答哀公问,更明言“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所以它是体会人情的。
   
     道家由关注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转向追求人在自然秩序中的诗意存在。为此,它破斥一切世俗功名,以为其适足妨害人性。
   
     这种判断看似消极、恬淡,其实有把人从一般存在的烦恼中解放出来的良苦用心。而这种将生命意义而非社会价值作为思考幸福的基石的做法,也使得它的思想成为对儒家幸福观的重要补充。如老子以为人与天地道等大,“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称美甘食美服与安居乐俗,乐于探讨“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庄子推崇古代水火不侵的“真人”,向往“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和“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的境界,以为“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心不忧乐”才是“德之至”,都有自觉拉开与为名为利者的距离的意思。这种不愿“以身殉天下”,而甘愿为追求极乐的幸福,将心神置于“零值状态”的人生处置态度,经常成为动乱时世中,个体生命维护自由最重要的精神救赎。
   
     以后,老子其人其书被道教所尊奉。与佛教讲“无生”和“总之是一切身心之苦”不同,道教“尊天重地贵人”,珍视人的生命存在与现世幸福,所谓“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为此它开方便之门,让人假此尽耳目之好,心志之乐,或用以役神驱鬼,禳灾祈福,或用以求房中之乐,广嗣之术,成为陈寅恪所说的“近于常识之宗教”。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作为受中国人普遍欢迎的特殊宗教,道教的发展显然“以老子学说为基础”。对此,韩国学者都珧淳、郑在书等有很好的研究。这里要特别一说的是,因中国人一生行迹,常在少年游侠、中年游宦与晚年游仙,如鲍照《代升天行》的“晚志重长生”,李白《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的“岁晚陟方蓬”,这使得道教游仙活动因与人生命的老熟阶段相对应,而在文化上显出高度的成熟性。它与儒道释三教多向通流,在表征着中国文化另一个重要的面相:既讲乐生,又重养志,既外保形体,又内养精神,尤注重生命的内在体验及其与幸福的意义关联。有时虽不能获得经验的印证,但却能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引导人从世俗功利中隐退,从而留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精神深处最细微的东西,使生命的存在资源得以发扬,内心的安和与满足得以实现。(编辑:Shannon)



“外服在线”所发布的文章内容仅供注册用户参阅,并不代表本网站赞同作者的观点。


下一篇: 养志与乐生:中国人的幸福观(三)
上一篇: 养志与乐生:中国人的幸福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