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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我们的2010(二)

三联生活周刊


  
    两年前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当自由主义信奉的市场经济突然失灵,几乎一夜间,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大政府主义者,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将经济拉出泥沼。政府的体量迅速膨胀,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期盼的效果,尤其是对政府干预手段驾轻就熟的中国,不到一年时间,GDP增速就重回巅峰,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虽然在今天还在担心二次探底,但至少也借助政府之力脱离了衰退的底部。
   
    当一个政策表现出强大的有效性,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习惯性延续。在金融危机时候大放光芒的政府干预政策就是如此,它一方面让政策制定者们萌发出相当的自信,同时也产生难以摆脱的依赖性。上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大规模政府干预面世后,并没有随着大萧条的结束而消散,反而在随后几十年内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不仅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大规模干预,企业的国有化浪潮也蔚然成风。大政府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当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涨时,人们才逐渐抛弃了大政府主义。
   
    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各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也远甚于从前。如果以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来看,在一条道路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上世纪30年代的政府干预主义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一轮又将持续多久?如果政府干预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常态,对于经济的破坏性不言而喻,随着将来经济摆脱危机的影响恢复增长,而危机时候采用的政府干预政策却迟迟没有退出,势必会扭曲要素价格,干扰资源配置,最终从经济增长的引擎变成拖累。如果说今天中国的通胀还可以正面理解成经济繁荣的副产品,将来,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之后,滞涨的局面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正面因素挂钩。
   
    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对中国是一个高度,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继续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以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无法保持增长,面临的不仅是失去全球第二的位置,更有可能激发自身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很多因素:融入全球化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十年以及日益提高的市场化程度等。当中国经济站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时,不难发现,这些曾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面临减速的风险,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增长红利,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掌舵者提出了更高的考验。(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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