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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产焦虑根源在哪里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进入近代化,一个核心的因素是帝国体制下,资本更倾向于高利贷化,而且还和权力结合,形成权力高利贷主义,不仅剥夺了实业的积累,甚至剥夺了实业的成本,使得近代化的积累难以形成,需求也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而萎缩。
   
    不少人问我,现在房价这么高,蚕食了很多中产阶层,到底是什么原因。说实话,这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不过,可以肯定是,开发商不刻意追求高房价,开发商和一般的商人一样,寻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不是商品单价最高化。也有开发商有存货,当然希望越高越好,但同时,现货越高,重置成本也是越来越高,没有可持续性。
   
    其实,中产阶层的焦虑,远不止于此,生活成本的上升与机会的减少,劳动力分配财富的变小,资本性收入的变大,都使得中产阶层焦虑。以前的资本积累靠产业发展,现在企业越来越靠外在金融市场获得,很多企业都变成一个融资平台,成为金融公司。产业资本不断异化为金融资本,越来越多的资金成功实现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转型。实体企业生态的恶化,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中国人海外抢房产,比如在伦敦,来自亚洲购房者的增多,意味着财富正日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转移。而在这些地区,尽管许多人仍生活入不敷出,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催生了很多富翁。“仅在中国大陆,拥有千万元资产者就达87万人。”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投资移民近年来在中国越来越受富人欢迎,而投资移民的第一步莫过于置产----这也是“有土斯有财”传统观念的延续。
   
    最近,人民日报发文指出,从涨薪到升职,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从子女教育到社会地位,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年轻人已经沦为各种各样的“奴”,到处都是玻璃墙,中产阶层岂能不焦虑?
   
    那么,在中产阶层面前,最暗的那堵墙是什么?我认为还是产业空心化趋势,让他们或者躲避高房价或者移民或者逃离北上广。创业不易,有技术没资本,以及承担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压力,都与产业空心化有密切关系。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如此,美国的真正问题,也是与产业空心化有关,产业空心化让美国经济可以恢复,但失业率下降迹象不明。
   
    产业空心化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以及制造业的不断外移。从1950年-2007年,以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及租赁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产出份额,从1950年的8.63%上升为2007年20.67%;以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创造的GDP份额,从1950年的41.25%下降为2007年的18.70%,其中,制造业份额从1950年的27%下降为2007年的11.7%。
   
    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后果是,巨额救市资金散下来的时候,金融资本家并没将之转化为就业和产业资本,反而将其窖藏起来,即使是转为实体资本的,多是以技术替代劳动。因此,愤怒的美国失业者对于政府非常不满,于是,被当做替罪羊的中国制造,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客们要求中国升值的考验,这和当年西方大国逼迫日元升值引发日本的资本哗变如出一辙。
   
    面对人民币升值这样的系统系风险,很多企业会内需狭小和出口受阻,有的会转为海外投机资本,有的留在国内,但生存状况也会恶化。由于资产价格受到比值影响,资金普遍追求资本市场的财富,于是,各种资本都成了游资,成为食利阶层。马克思当年曾经乐观地认为,随着产业资本的扩大,金融资本会成为这些产业资本的附庸,为企业提供投融资,尽力削减其寄生属性。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全球的金融资本不但没有成为产业资本的附庸,反而全面控制产业资本,从华尔街大到不能倒,到游弋于各国资产市场上的各种贪婪的资本,金融资本已经将产业资本牢牢控制在手中。
   
    温州资本已经空壳化,其中,房地产市场成为产业资本游资化的重灾区。媒体报道说,在房价大涨带动下,黄仲君的房地产投资收益颇丰,完全盖过其主业电镀,这是巨大的利益驱动使然。企业家邵先生说,他的朋友圈里,炒房相当普遍。“老行业不会再增加投资,新行业又没有出路,于是这些闲钱就会进入房地产。”甚至有一些老板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用信贷资金去炒房或搞房地产开发。“大部分银行信贷是被企业挪用的。”一位负责公司贷款业务的某商业银行瓯海支行负责人透露,根据信贷员的跟踪回访,发现很多贷款被用来炒房、炒地皮,真正用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很少。“企业多以扩大产能、技改等名义,用企业资产去银行抵押贷款,然后通过账面处理,顺利进入其他高收益投资行业。”
   
    像这样的趋势,可能随着政策的收紧会越来越明显。虽然金融资本具有食利性,但是,如果金融市场衰退,产业将蒙受更大损失,这或许是最难堪的情形。举例来说,如果全面切断金融触角,实体产业将受到另一种更为严重的侵害,即高利贷资本的直接侵袭,高利贷资本直接以数学的复利模式来计算,全然不顾偿债能力和生产能力,对整个产业经济损害最大。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进入近代化,一个核心的因素是帝国体制下,资本更倾向于高利贷化,而且还和权力结合,形成权力高利贷主义,不仅剥夺了实业的积累,甚至剥夺了实业的成本,使得近代化的积累难以形成,需求也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而萎缩。
   
    中产阶层那种说不出来的焦虑,其实是来源于此。是死的对于活的控制,所谓死的是指资本(过去的劳动物化)对于现在的劳动的一种压制,这种压制已经成为全球性中产阶层焦虑的根源。(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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