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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连跳注定是一道难跨的坎儿

中国青年报 罗道


  
    早饭后买来一份报纸,却迟迟没有打开,一丝阴云盘旋在心底,生怕它又送来新的噩耗。恐惧和退缩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冰冷的标题再次跳入眼帘:“富士康跳楼门再爆命案,五个月内第九人坠楼”!三天之前,一则相似的新闻,曾经告诉了我们有关第八个跳楼者的消息。人类2000多年前就发明那十个简单的数字符号,我们从幼儿园时代就已经烂熟于心,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感到它们竟然是如此的晦涩和沉重,令人窒息!它们是数字,还是魔法师的诅咒?
   
    报纸随后附上了九个自杀者的姓名和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24岁,平均年龄22岁,全部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据“新华视点”报道,该公司近期已经制止的员工自杀还有二三十起。
   
    作为世界最大代工厂的富士康,已经聘请高僧做法事禳灾,北大、清华的心理学家也已经赶往深圳进行心理辅导。然而,如果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还活着,他一定会对此不屑一顾,在其划时代的著作《论自杀》中,他通过翔实的统计资料和深刻的理论剖析,曾首次向人们揭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自杀的神秘面纱。他指出,将自杀仅仅看做一种心理现象是肤浅的,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促使人自杀的主要因素是信仰的崩溃、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者是过度的社会集权吞噬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空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杀状况反映着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因为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
   
    富士康的跳楼门似乎依然在为它杰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注脚。根据记者的调查,该公司的薪酬水平比一般企业好,但人际关系十分冷漠,23岁的贵州籍农民工蒙景迪曾跟第八个跳楼身亡者马向前同一宿舍,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还不知道其他九个室友的姓名。蒙说,马向前出事前曾在床上躺了三天,竟然没有一个室友过来问一声。只是有人看见他大把吃药。这样的人间,还值得活吗?生存还是死亡,于是不再是一个问题。
   
    一位《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以打工者身份潜入该厂28天,他告诉我们,那些在钢铁机器和巨大货柜之间过日子的青年人,相互间有一个通用的称呼—“屌毛”,即使不太熟悉的人之间也彼此大声粗口地这样互相“尊称”。这样的粗话反映的究竟是他们心中的社会估值,还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评判,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自尊感的丧失和精神的绝望。记者拍下了一幅该厂生产线上的女工们的照片,那疲惫、空洞而又茫然的眼神,会让任何一个心中还有一丝热气的人都为之震撼。
   
    可是,发生在有着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同样的年龄段甚至同一个企业,这样前赴后继的自杀行为却是涂尔干也未曾描述过的。仿佛是一丝轻微的震动所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青年的轻生引发出如此的心灵共鸣,并导致出仿效性群体自杀行为,仿佛他们从中瞥了救赎的曙光一般,究竟何以如此?这显然与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结构及种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关。这些“80后”或“90后”,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走进城市,却在事实上被人为的户籍制度阻挡在城市之外,不管是在精神上、阶层上,还是经济上,他们承担了这个号称世界工场的国家最繁重的劳动,创造了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自己却成了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乡村人的农民工,挣扎于都市边缘。尤其是当金钱成为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当整个社会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当人类的优秀的精神价值被摧残,当奢华与堕落成为无数人的远大理想,当诚实和勤劳仅被视为无能的标志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生存意义彻底动摇的时候。正如涂尔干所说,当一个人感到不存在是多么快乐时,只有完全放弃生命才能使他获得精神的满足,而一旦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一切都可以成为摆脱生命的借口。
   
    这些至死都没能融入他们向往的城市的年轻人,其实是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投票。这或许是产业化进程中,中国产业工人所面临的生存艰辛,更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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