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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打折 逃离大都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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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认同感 远离大都市

   
    就在孙晓琳还为是否逃离北京挣扎之时,身边一位朋友余娜的决定震撼了她。
   
    余娜今年32岁,有车有房有孩子,毕业于北京名校英语专业,事业顺风顺水。2009年末余娜举家离京,迁回先生的老家成都。“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要离开生活了12年、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奉献出来的北京,大概花了我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余娜给同事的最后一封邮件中透露出抉择之难。
   
    尽管和孙晓琳有种种相似的理由,但余娜离京的导火索却是这座熟悉的城市又一次带给家庭并不陌生的歧视。2009年“甲流”肆虐之时,女儿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接种疫苗。“孩子现在小不懂事,将来肯定会受到心灵的伤害。”
   
    户籍垄断成为逼迫余娜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都市,居不易。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常住人口1775万人,流动人口为509万。外来者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也要与户籍人口共享城市设施。当城市资源不堪重负时,它粗暴地向“外人”关上了大门。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他们创造财富,而资源却仅向本市户口的人开放,不公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城市资源的分割成为人口流动非常大的障碍,不是合理的竞争,我主张以城市常住人口为资源的配置依据而非以户口,否则会伤很多人的心。”
   
    余娜在北京有家却没有户口,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绝了她的叩门。“离开北京,可以说85%是家庭的原因,15%的原因是我自己,我渴望一种新的生活。”余娜读完李开复的自传,同样做出了“追随我心”的抉择:“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守望相助,无论在A地还是B地;继续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无论在A平台还是B平台。”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在徐晶劲看来,二三线城市机会更多,“没有那么多约束,更容易崭露头角。” 徐晶劲原先主要工作地点在上海,成为公司的大区业务总监后,苏杭、无锡、成都就是她的“新地盘”了。“我自己是愿意的。以前在一线城市的工作经验可以到二三线城市发挥,而且我对一线城市的东西很熟,再呆下去边际价值会递减。”
   
    从一线都市转战二三线城市,迁移者大多“有一定的风险嗜好”,徐笑称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不太喜欢从一而终,不追求特别的稳定感,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 陈争上从上海到安徽创业,性格上同样有点冒险精神,“高校教师是稳定的,但我是不安分的。”
   
    《数字商业时代》和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的联合调查显示,41.10%的人因为“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而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工作。“有朋友总后悔当初没有去深圳下海,但是今天的二三线城市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深圳。”徐晶劲说。
   
    “人口超多、强者云集、竞争激烈的大都市,更具有江湖特点,给外来者带来疏离感。”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彭光芒撰文指出,精英人才对大都市有着先天性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使他们在这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难以获得家乡一样的认同感。
   
    这些离开大都市的白领们,在新的城市里有两种明显的变化,即经济地位(成就和认同)和生活质量(幸福感)。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大都市,那么上述条件他们可能依然无法得到,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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