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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的80后失去浪漫土壤(十二)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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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夏天,杜若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一家周刊实习。周刊的老师们大气、睿智,与人为善,是她认识的第一拨“牛人”,“和我从小到大接触到的人都不一样。”在18岁以前,杜若接受的是小家碧玉式的教育,上了大学,又每每为学校的俗气和市侩感到震惊。2004年是决定保研的年份,一个女生为了争得一个名额,和一个教授好上了。
   
    在周刊的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则都是公共议题,虽然一些名词对杜若来说相当陌生,但仍然令她感到兴奋,后来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杜若跟着这样一群新闻人指点江山。3个月后,她回到学校,告诉所有的人:北京是个好地方,它给你的机会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能力。
   
    可是,她并没有提到北京的另一面。
   
    起初,她住在某大院的招待所里,有一天,房间的马桶自己坏了,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一种僵硬的北京式服务,要求她赔偿。她负气搬走。后来,她借住在父亲的老战友家里,又遭到女主人——一个北京本地人的冷待。“我想讨好她,买了提子送到她面前,她会说,这些东西我不吃!”心理上的不应期开始转化到生理上,皮疹、痢疾接踵而至。等到杜若的病都好了,女主人终于摊牌。“她当着我的面和叔叔吵架,要我搬走。”
   
    那是她第一次被驱赶。
   
    2005年大学毕业后,杜若又一次来到北京。先是在一家报纸跑热线,成天与车祸、火灾打交道,这显然不是一个胆子小、又不会使“诈”的文艺女青年的强项。跑了半年,还没转正,她挺丧气,有了回老家的念头。大学时的同乡C也在北京,知道了她的想法后几次打电话来:要不我们一起回N市吧!C是个没什么主见的男孩子,他想寻找同谋者,以增加离开的力量。他在北京的工作也不顺,找了一家媒体做记者,却被要求去拉业务。和杜若一样,他也有过“被驱赶”的经历:原本借助在亲舅家里,某一天,舅妈突然对他说,你妹妹要准备高考了,你不要影响她。于是他无奈地搬走了,蜗居在人大附近一个群租房里,几间屋子摆满了上下铺。
   
    杜若却心有不甘,“我不想以一个失败者的心理回去,总要先混出点名堂来。”C最后一次打电话来时,她正在出租车上。男孩一个劲儿地说回去会怎样怎样,杜若最后只好打断他:我要下车了,不聊啦!(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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