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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的80后失去浪漫土壤(九)

南方人物周刊


  
    赵并不是从“体制外”回归“体制内”的孤例。根据官方统计,公务员考试近年来持续升温,2009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达146万余人,比2008年又增加了40余万,平均报考比例达93:1。而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更是令人咋舌,科技部国际司达4224:1,厦门海关达3443:1,中国科协为3377:1。在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的10天时间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的报名系统极其拥堵,几次出现崩溃,根本无法登录。
   
    而地方省区市直至最基层的公务员岗位,竞争难度也丝毫不逊于中央国家机关。2009年,报考安徽省公务员人数达11万,甘肃省10万,江苏省近19万,大部分职位的招录比例都在几百比一。
   
    刚刚从意大利伯克尼大学学成归国的金融学硕士陈凯文现在也把外管局、银监会等作为自己的就业选择。而他当年出国的理由,是为了能够更容易地进入投资银行、私募、券商等资本运作机构工作。1986年生于贵州铜仁的他觉得,“80后”一代是中国人到达富裕的初级阶段,又是上承“1970”,下接“1990”的过渡阶段,还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变革阶段,“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较量,所以总害怕失去现有的,害怕不再平静。”
   
    于是,针对“80后”一代热衷“体制内”的安逸、缺乏冒险精神的行为,不少生于“80”前的知道分子开始按捺不住了:本以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为新的,未料他们的“奋斗”,也只不过要在被市场喂养长成后,再来分一皿庙堂里的胙肉。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对如今“80后”回归体制内的行为颇有些兴趣。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他说,“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还是被档案、级别、户口折腾得够呛的年代,脱离了体制你就感到无比轻松和快乐。根本原因还是那个时候在‘体制内’的人多,到‘体制外’的人少。”冯仑说,这像极了“围城”,到了“体制外”多的当下,年轻人反倒对“体制内”趋之若鹜了。“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冯仑是1977级的大学生,全班48人,如今身在“体制外”的仅8人;赵雷是2002级的大学生,全班50人,“体制内”就业仅2人。(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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