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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眼中的张爱玲(二)

摘自《我的姐姐张爱玲》


  
   《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 季季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姐姐的天资本比我优厚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经 (菊耦) 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五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我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此后十多年,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又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我父亲的家。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昕到父母的争吵,面对他们的恩怨分合。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其间的波折和伤害,姐姐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四岁,我三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说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分”;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
   
    姐姐早慧,观察敏锐,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她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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