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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的伦理代价(二)

摘自《中国青年报》 杨芳 文


  
   
姐妹

   
    第一次收到回复后的半年,2003年2月,艾莉斯又收到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信函。艾莉斯首先注意到第三句话中的“双胞胎”字眼。一个自称凯瑟琳-鲍洛斯的女士告诉她:“你出生于中午12时51分,是双胞胎姐妹中年幼的那个。你们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人。”
   
    “这些话看上去太不真实了,好像把我的过去和未来都打乱了一样。”艾莉斯呼吸急促地拨通好友让-克劳德的手机。
   
    “她只是兴奋地尖叫,不停地说什么我曾经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孤单。”克劳德说。
   
    “上面说,哦,我们的亲生母亲------好奇怪说‘我们’这个词儿------是个高智商的优秀学生,在一所名牌高中里读书。”艾莉斯大声念道。“她获得了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却由于情绪不稳定而未能入学。她被诊断出综合性精神分裂症。”
   
    艾莉斯再次被震惊了。因为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书时,她自己也有过一段情绪低落期。“我的双胞胎姐姐那时在干吗?她会不会也觉得孤独无助?”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艾莉斯于2004年4月飞往美国,决定到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问个究竟。
   
    就在艾莉斯情绪异常低落的1987年,身处波士顿的大二学生葆拉也感到浑身不舒服。她整夜给朋友打电话,诉说着无尽的空虚并暴饮暴食。“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葆拉事后回忆说。但这并没影响葆拉大学顺利毕业。接下来,她又获得纽约大学电影学硕士学位,并且结婚生子。(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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