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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基尼系数的盲区(续)

作者/张仲礼 王泠一 陈莉莉


  
    当然,这里涉及到为城市“农民工”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大课题,其较为完全的解决还有待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毕竟,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差别和财政投入力度的明显不同,直接产生了社会政策在民生领域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并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我们可能在2020年之前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问题,笔者也在上海曾经进行过专项调研,从中可以到破解流动中的民生难题的艰难。
   
    我们生活的上海,虽然号称是海纳百川的城市;但一个“纳”字,却也有很多文章可做。以前我们对于“纳”字,往往理解为吸收----即积聚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现在,我们站在世博时代的认知水平上,“纳”字则更加突出给予新上海人以身份认同以及他们极其看重的子女在沪接受公平教育的问题。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在新上海人眼里甚至被看得比参加人大投票等政治权利更重。但是,如果没有雄厚并且长期良性循环的财力作基础,“纳”字是不会被大写的。有位基础教育界的管理人士这样告诉笔者:“农民工”子弟的西部或中部家乡,国家已经将9年义务制教育经费拨付到县级教育部门;东南沿海城市的公立学校吸收“农民工”子弟入学,势必要动用本地的公共财力。因此,最公平的做法是实行基础教育券制度,由“农民工”子弟输出地的教育部门发放,东南沿海城市的公立学校接收,经费不足部分也就是东西差距由输入地的教育部门进行补贴。不少同业人员赞同他的观点,但笔者以为这样“绝对公平”的制度安排,在目前流动性广而且会出现回流的中国社会是很难实施的。更为现实的思路是,东南沿海城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加索取地尽可能改善“农民工”子弟的教育环境。
   
    可喜的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也已经在现有条件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进行破冰式的试验。如在上海,“农民工”的概念已经逐渐被新上海人的称谓所替代、其子女已经能够进入上海公立学校接受基础教育、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初步建设之中。而最近,世界经济增长的衰退迹象对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面临新的挑战,我国中央政府和各地地方政府都及时地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是,在这些一揽子促进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中,被聚焦的往往是经济刺激方案,而对于社会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及其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则关注较少。
   
    事实上,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的千亿资金中就有44亿明确作为教育投入。这部分新增教育投入,总计惠及学校将超过2000所、学生100多万,直接加大了“十一五”后期基础教育和谐公平发展的力度,同时对中西部地区的中长期发展意义重大。
   
    和中央的举措相呼应,上海积极推出了以“两个确保”为目标的8项措施。其中,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保障新上海人子女教育权利的举措,被认为是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上海的这些新举措,也令人鼓舞地把“公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值得指出的是,公平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等多个范畴的概念。它着重强调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而对基础教育的积极投入与均衡教育差别的努力,又是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一面镜子。同时,教育领域公平发展的社会也将对经济增长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而就上海的相关新举措而言,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未来发展的新质量。今天的教育公平力度将积极折射出明天的经济发展强度。(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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