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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自述:我漂来走去的人生(一)

新民周刊


  
   
王小帅自述:我漂来走去的人生

   
    我的人生里,有一点挺失败的:混了这么多年都没弄清楚,我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采访/整理-王 倩(记者)
   
    上海户口新政出台,几乎同时,出生于上海的王小帅正为自己卷入了倒卖北京户口案而困扰。
   
   
我是哪门子上海人?

   
    1966年,我在上海出生。两个月后就离开了上海,因为我妈的工厂迁去了贵州,我爸本来是要留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老师的,也跟着一起去了贵州,在贵州省京剧团当京剧导演,导样板戏。妈妈的工厂里其实都是上海迁过去的工人,比较封闭,和当地的贵州人没有太深的联系。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上海人,因为厂里那些上海人过年过节都要回去的,但我们家在上海那边没有亲戚的;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贵州人,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都给占了,当时我们在学校里说的全是上海话。
   
    后来我(筹拍《青红》前)回去过一次,离贵阳特近,就在郊区,有点像北京到通县那个距离。但当时的印象里,山路曲里拐弯的,又没路灯,觉得离贵阳远着呢。那次回去时我以为他们还在说上海话,我就跟他们说上海话,却没人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整个给我弄蒙了。
   
    小孩没有户口,反正父母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在贵阳一直呆到13岁,后来因为我爸调去了武汉军区话剧团才离开了工厂。那时候没开放,自由职业和停薪留职这些说法都没有的,调动和迁移都需要户口档案。我爸有过好几次机会回上海,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戏在上海戏剧节上获了奖,当时大家都让他回上海,但他只要一想到户籍、档案和人事这些个就嫌麻烦,而且在外多年了,也是人生地不熟了,就一直没回上海。我一直为我父亲觉得可惜,户籍制度对人的这种隔离,在他们这代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我原来打算拍的一部戏,写的就是当初厂里的五家人。他们从厂里跑了,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其他四家人,半夜三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厂里,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这时候已经是“火车向着韶山跑”,早就奔上海了。到了上海,他们五家人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区,浦东郊区农田边上的一排平房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户口,小孩当时也没法上学。我认为这五家人非常伟大,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回上海回老家。
   
    随父母去了武汉后,我在重点中学华中工学院附中读书。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上海人,武汉又算什么。我对那时穿过的一件衣服印象特别深,后来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时都留着这件衣服,深灰色的四个兜,的确良的。但在武汉人眼里这件衣服特土,他们用武汉话说我是乡里娃。我听明白了,乡下孩子,我说反了吧,怎么叫我乡下人?其实想想我还真的是乡下人,第一堂是英语,第一个问题就没人回答,老师就点了我这个新同学的名,我起来用英文回答了,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乡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在我的印象里,即使后来去了北京读书,也几乎没有想过“回上海”,我对上海其实没什么印象,也没有完完全全把自己认同为上海人。15岁那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一个人去了北京。那时候我有了集体户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户口这个意识,虽然只是集体户口。 (待续)(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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