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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时代让我们更幸福(二十)

南方人物周刊


  
    和庞德同时代的诗人桑德堡则以自己的方式阐述了幸福的定义:“我问大讲生活真谛的教授,什么是幸福,/我去问那有名的经理,他雇了几千工人,/他们摇摇头,冲我一笑,好像我在耍他们,/而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沿着德斯泼莱纳河闲逛,/我看到树下一群匈牙利人,带着女人,带着孩子、啤酒和手风琴。”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它无关物质,它只是一种把心中固有的喜悦传递给外界的精神状态而已,不幸的事件只有在最初的时候短暂地让众人惊讶,然后人们自然会凭藉自己的智慧继续幸福,或者相反因为愚蠢而继续痛苦,如果我们碰见一个人喋喋不休抱怨命运对他的不公,在有转机的情况下他仍然会照旧抱怨的,最后他的生活往往“如他所愿”变得更加糟糕。幸福当然不是财富,毋宁说它是一种能力,至少它也算是一种天赋,只有不以幸福本身为目的的人才能真正掌握它。
   
    追溯杰出人物个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身处逆境并从中迸发而出的杰出人物,明显要多于在相对优裕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这也许是因为在优裕环境中的人多了一重突破自身环境的先在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拉罗福什科说:“承受好运比承受厄运需要有更多的美德。”而逆境带给人们的冲击大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人内部发出的,比如人自身的精神危机,恋爱和仕途的挫折以及最明显的----疾病;一种是外部发出的,更广泛意义上的逆境,比如时代的衰落、家仇国恨等等。前者带有普遍性,人们在人生之途多多少少都难免要遭遇几回难耐的疾病或是难熬的失恋,可是只有少数杰出人物能把这些负面因素转化为人生的馈赠。多少人得过乳腺癌,只有桑塔格写出了《疾病的隐喻》;19世纪梅毒是常见病,但是只有波德莱尔、尼采和莫扎特将梅毒的低烧化为疯狂的诗篇、思想和音乐;在所有的疾病中,也许精神抑郁症是一种天生的“哲学病”,患者多半会怀着厌恶的情绪,对生命和死亡做形而上的思考,可是只有少数人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比如孔德、罗兰-巴特和马克思-韦伯,韦伯因为抑郁症中断工作数年之久,他的朋友劝他到风景区疗养,可是在疗养区他整天一样足不出户,一小时一小时地盯着自己的手指看。疾病是一种财富,但是多数人并不会善用它。
   
    中国历史上最抠门的皇帝明神宗有一回生病了,长时间不愈给折磨得很厉害,于是良心发现,下诏书要取消众多苛捐杂税中的几种,没料到几天后病竟然好了,这回他可后悔得不行,连忙派太监去内阁大学士处讨回诏书,连续派了20名太监追讨,终于讨回。这疾病唤起的良知不过在这位皇帝身上存在了几天而已,算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痛,然后继续想方设法压榨人民,最后使民怨高涨,奠定了明朝衰亡的基调,到崇祯帝时想要振作已是积重难返。那次疾病带来的宝贵警示被白白浪费了。世间大多数人本质上也多属此类,疾病带来的对自身的观照和自省,只有最聪慧的头脑才能真正理解,这同样考验天赋和毅力。
   
    杰出人物在恋爱上遭遇的挫折也不遑多让。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都堪称情路多舛,叔本华中年时属意一位17岁的姑娘弗罗拉-魏斯,向她献殷勤,递给她一串白葡萄,后来姑娘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也许这正是叔本华那些恶毒攻击女人的文章的灵感之源吧。尼采的几段恋情也是倍感煎熬的单相思,他最爱的美人莎乐美也只是对他的著作有兴趣而已,要论情感她当然更喜欢年轻有魅力的诗人里尔克。两情相悦又怎样?夭亡会让曾经的花前月下更形凄凉。贝阿特丽奇和劳拉的早逝分别重创了但丁和彼特拉克,也是《神曲》和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灵感之核。这些杰出人物在情感上的失意,使他们免受一般家庭的负累,可以将全部精力用在自己钟爱的事业上,同时失败的情感体验亦赋予他们的哲学和文学更加厚重的质地。失恋的结果是著作,两情相悦的结果不过是性行为而已,你会选哪一个?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后者,这也是杰出人物稀缺的原因之一吧,享乐和幸福总有它平庸的一面。(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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