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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时代让我们更幸福(三)

南方人物周刊


  
   
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但依我之见,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我的道理是,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诚然,政府对市场疲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流行语)的社会经济后果极为关心,并承担着很重的责任。但是,政府终究是生产不出不带门把的冰箱的,就像政府也从来没有向市场提供过一瓶“五年古井”一样。能够提供这些的,是企业,特别是“企业家控制的企业”。至于政府用多印刷票子的办法“启动”市场,除了为下一轮高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不会有别的效果。讲到底,除非有足够的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不以未来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政府断然“启动”不了今天的市场。
   
    财政政策又会如何呢?我的看法,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相应的经济问题也日积月累。多少富丽堂皇的机场没有几驾飞机起降;多少漂亮的高速公路一年跑不了多少车。按照常识,我们不免要问:这些耗资巨大而又无人“买单”的“宏伟工程”,究竟到哪里去下账?流行的回答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超前”。超前当然很好,问题是要谁来为“超前”付费?无人付费,如何超前得成?就是有人付费,还要问一问,这个“费”将来要不要还?如果要还,就要问,还本付息的财务基础在哪里,以及谁来事先估计、预测和决定?显然的道理,政府不合适来作这类决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还本付息期很长。政府定期换届,顾不了那么长。当期多修,政绩显著。但以后不能还,就会引起财政金融的麻烦。
   
    现在不少经济学家说,为了拉动景气,中国需要一个“罗斯福新政”。这就是说,政府用税收修一批无须将来付费的基础设施。政府只是“投入”,而不是投资,因为根本不用还。这样既刺激经济景气,又形成一批“超前的”基础设施,岂不两全其美?按照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用税收修公共基础设施,理所当然。凯恩斯以来,以财政政策刺激景气,为很多国家的财经精英们津津乐道。但是,有几点要当心。一是“无须付费”的东西,“需求”会无限;二是不以未来的收益为标准,项目合理性的标准就没有了----这两条使得政府“投入”的经济效果必定不好;三是所谓“无须付费”,最终还是来自政府从企业和居民那里课来的税。不景气时期,政府增加课税和开支,但企业居民的开支要减少,一进一出,对景气的影响会抵消。考虑到从企业居民“溢出”的收入转化为政府较低绩效的“投入”,经济不景气还会加剧。
   
    更实际的问题是,我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因此,把市场景气低迷看成绝对的“坏事”,并诉诸政府“启动”市场是错误的。景气低迷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一个经济突破景气低迷并不难,难的是不以“预支未来”为代价。至于能不能在景气低迷的突破中提升经济生活的品质,真正达到经济增长,那就要各看各的气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中国已经历多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数量上的GNP长出了一大块,但经济活动质量和品位的提高,与增长速度相比远不相称。当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景气低迷,自有其形成的道理。如果今天可以快速为危机和景气低迷“解套”,那么它在昨天就根本不会形成。当景气低迷来临时,经济学家试图“教导”政府如何调控经济、启动市场、摆脱低迷。但是在看了一些杰出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的行为之后,我不免要问,除了诉诸政府刺激景气之外,难道在景气低迷中真的别无他事可干了吗?(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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