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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现代化(五)

《中国青年报》林达


  
   
威斯康星诉约德尔案

   
    阿米绪群体世代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对后代的信仰传递和教育。由于政教分离原则,美国的公立学校不容许有宗教教育。阿米绪人认为,这会引导他们的孩子脱离他们代代相传的宗教追求。阿米绪人自己的学校是一种单室学校,大小孩子都在一个教室里,让他们养成互相帮助的习惯。依据阿米绪的宗教,14岁以后不应该在学校读书,而应该干活。所以学校教育到14岁为止。
   
    阿米绪人在过了十六七岁准备受洗以前,会有一段时间放松行为约束,任其住到外面,体验外部世界的诱惑和刺激。这些青少年结伙住在一起,像外面的同龄人一样,找工作养活自己,学开车,看电影电视,有人甚至酗酒吸毒。一段时间后,由他们自行选择是脱离阿米绪社区,还是回去。选择不再继续保守生活方式的,可以在外部世界寻求发展,大多数人则选择回归阿米绪的生活。
   
    美国人认为,怎样教育孩子,把孩子培养成什么人,家长有最大发言权。但是,教育也包含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各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通过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到16岁。家长不履行义务让儿童接受教育,会遭到罚款甚至坐牢的惩罚。从上世纪初开始,各地陆续发生阿米绪人因不送孩子去读高中而遭到罚款甚至坐牢的事情。
   
    作为阿米绪主要聚居地的兰开斯特,县政府一度十分为难,出现了教育法执法不严的罕见现象,政府放任对阿米绪儿童的教育管制。1937年,县政府认为单室学校实在不能达标,考虑儿童福利,企图强行关闭一批阿米绪学校,把学童们转往公立学校,引起阿米绪社区强烈不安。他们持续请愿,直到1955年和州政府达成妥协,在自己的学校教育儿童到14岁,然后专门为他们设立两年制的农业职业学校,一周只上半天课,由阿米绪老师教授农业知识,其余时间都在农田干活。这一安排,史称“兰开斯特职业学校妥协办法”。可是,由于各州教育立法不同,这一安排并没有解决其他州的同样困局。在爱荷华州,政府执法人员开着校车来,强行关闭单室学校,把学童带往公立学校。政府好意却造成十分凄凉的场景,阿米绪学童们唱着“上帝爱我”被带走,闻讯而来的母亲们无声哭泣,父亲们铁青着脸默不做声。
   
    阿米绪人的宗教令他们逆来顺受,消极抗争,而这些冲突渐渐地引起社会关注。一个叫林德赫姆的路德教会牧师挺身而出。1967年,他发起组织了“阿米绪宗教自由全国理事会”,参加者有律师、学者,还有基督教和犹太教各派的宗教领袖。1968年秋,威斯康星州开始对阿米绪强制实行教育法,两名阿米绪家长被捕。“理事会”抓住这个机会,代表被捕者向法庭控诉州政府侵犯公民宗教自由的宪法权利。官司输了,不过这在他们意料之中。他们发起这个诉讼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个诉讼,迫使法庭对阿米绪人的宗教权利作出司法解释。
   
    接下来他们上诉到威斯康星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判决。法官说,压倒少数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阿米绪出于宗教信仰而选择八年教育并没有损害社会。
   
    州政府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就是著名的“威斯康星诉约德尔案”。1971年11月8日,联邦最高法院听取此案辩论。从不抛头露面的阿米绪人,一袭传统的黑色服装,默默来到首都华盛顿,听候决定他们命运的判决。
   
    1972年5月15日,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1的压倒多数,作出了对阿米绪人有利的裁决,判定州政府强迫阿米绪儿童上学至16岁,侵犯了阿米绪的宗教权利,州义务教育法必须对阿米绪宗教作出教育方面的豁免。
   
    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一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提出,此案涉及阿米绪儿童的教育,这种教育对阿米绪儿童将来一生的福利至关紧要,所以,此案裁决必须考虑阿米绪学童自己的意愿。他对于法庭没有听取学童的想法、学童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而表示不安,因此投下反对票。
   
    道格拉斯大法官的不安,也表达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担忧。成年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阿米绪人当然也有权依据信仰而采取自己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人对此不会有异议。但是孩子并没有选择的机会,父母替他们选择这种“低水平”的教育,回避现代科技,局限他们的人生发展,不是等于剥夺了孩子将来生活的很多机会吗?
   
    然而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认为,这个案件不能这样看。儿童还没有能力为自己作出选择,最有资格、最有能力为他们作出教育选择的,是他们的父母家长。只要父母家长心智正常,作出这种决定的权利就在他们,而不在旁人,也不在政府。担心这些儿童因教育不足而受伤害的观念,不由自主产生让政府干预的念头,恰是人们在下意识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异端的阿米绪人是错误的。
   
    事实上,政府对“不正确”的父母采取过分干预政策的做法,在世界各国都发生过,也有过十分惨痛的教训。澳大利亚曾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主流白人社会政府出于“维护孩子利益”的理由,将土著孩子(特别是混有白人血统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强行带走,送白人家庭或寄宿学校抚养,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很多孩子因此永久失去土著文化背景,甚至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血亲。近几十年来,主流社会一再反思,强烈批评这样的做法和观念。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退一步来看,教育法也含有这样的意义,社会有义务帮助无助儿童避免一些家长对教育的忽略。例如,有些家长出于种种原因,会忽略和拒斥子女的教育。还有一些地方,民间没有能力或者没有作出努力来建立学校,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协助建立学校,立法为孩子取得教育机会。但是,政府对教育的强制性干预不能基于对异端信仰的否定。
   
    在最高法院的判词中,沃伦-博格首席大法官写下如下这段话:
   
    “我们不可忘记,在中世纪,西方世界文明的很多重要价值是由那些在巨大困苦下远离世俗影响的宗教团体保存下来的。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阿米绪和类似他们的人就是‘错误’的。一种与众不同甚至于异僻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或利益,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不同于他人就遭受谴责。”
   
    如今重温这一段话,依然发人深省。历史告诉我们,对多元价值及生活方式的认可和容纳,是一个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标志。人们迟早会认识到,没有一个单一的价值和道德体系,能够应对复杂社会面对的所有问题。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面对现在和未来变化的环境,总有一天不得不在不同价值及生活方式之间互相借鉴甚至引出警戒。这就是异端存在的意义。更何况,异端是无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其异之于己,就当做邪恶加以排斥和镇压,这将使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社会必须有平静客观地分析评价和对待不同异端的空间。一个社会要长久地吉祥平安,主流多数必须懂得让异端有一息生存之地的道理。 (编辑: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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